高安城内的总司令部会议室里气氛热烈，刚从武汉发来的捷报让蒋总司令以及各将帅兴奋不已：第四军、第七军十万将士在攻城总指挥邓演达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四十余天的艰苦努力，终于在十月十曰攻破武昌城，俘虏敌军将帅刘玉春、陈嘉谟以下一万二千余名负隅顽抗之敌。至此，北伐军基本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实现了占领“两湖”的重大目标。

欣喜之余，与会将帅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南昌城，虽然众将心中各有所想，感受各不一样，但有一点非常一致，那就是武汉发来的捷报是个动力也是个沉重的压力，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只有尽快打下南昌才能树立声威，才有资格享受到“开国功臣”应得的利益。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心情复杂，百感交集，占领武昌的捷报令他无比激动，可接踵而来“迁都武汉”的商议电文，又让他忧虑不安，拥有两广之后再占领两湖，迅速壮大的国民政斧大旗下无数“革命者”将走向何方尚未可知，本就分歧不断、暗流涌动的幼稚政斧，随时存在分裂坍塌的可能。

在出征前的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也赞成完成北伐第一阶段目标之后迁都武汉的决定，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迁都武汉，对他来说实难定夺，以国人骨子里固有的内斗情结和中央上层派系丛生的现实分析，迁都武汉必将使得他失去大部分权利，甚至有可能沦落到权力的边沿地带。

举目望去，高举着同一面旗帜的各路“革命者”已今非昔比，羽毛渐丰，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就是最初被直系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下投身革命的唐生智将军所部，他的队伍已从最初的七千余人急剧膨胀为六万五千余人，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又如渐渐被染红的张发奎部第四军，从北伐开始走出广东的两个师，如今迅速发展到四万余人，留在广州的两个师也已壮大到四个师又两个团总计两万五千余兵力的空前规模，原先的第四军急速膨胀，编成三个军都绰绰有余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出兵湖南到兵临武昌再到如今的剑指南昌，蒋介石指挥各军将士前赴后继不断前进，可是各军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每打下一个地方，征尘未洗刚刚开赴又一个前方战场，唐生智所部和深受外部势力影响的各种政治集团就大步赶来，举起革命的大旗堂而皇之自行组建地方政斧，自行设置官员，建立武装政权并总揽一切军民事务，自行征收分配各种税赋，此种前人栽树后人摘桃的奇异现象，已经引起了前方各作战部队的不满和愤怒，若任由其发展下去，失去利益的各作战部队将会出现不可愈合的分裂，出征前信誓旦旦的宏伟壮丽的北伐壮举将会半途而废。

此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蒋介石非常清楚，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部队只有区区三万余人，若不是他当初果断任命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担任了北伐东路军总指挥，率领一军的三个师兵出粤北直捣八闽取得一个个的胜利，仅凭他目前拥有的第一、第二师一万余人实在太过弱小，根本就没有逐鹿问鼎的足够实力，特别是半月之前自己的心腹王柏龄的南昌惨败，险些将官兵素质优异、装备精良、人数发展到近万人的第一师弄得全军覆没，仅存的五千余官兵至今仍在舔舐伤口，一面补充一面含恨奋发，如今他身边只有敦厚忠诚的刘峙率领的第二师才可称之为依仗，正是有了第二师的上富之战、奉新之战等大大小小的胜利，才让蒋介石焦虑而沉重的心获得巨大安慰。

会场上，各路将帅群情激昂，信心百倍，已经在热议强渡赣江围攻南昌城的作战计划。前天晚上才从武昌城下回到高安总司令部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脸色平和，一如既往地恬淡自信。

年方三十三岁的白崇禧就坐在蒋总司令身边，他有着超凡的指挥能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华，可他无法从蒋总司令不苟言笑的平静面孔上看出太多东西，但白崇禧能感受到总司令攻打南昌的迫切心情，知道如今的形势已经迫使总司令不得不做出决断，在武昌被唐生智、张发奎等人攻破之后，就连最蹩脚的政客也知道，巨大的声誉正在为谁造就强大的政治资本。

因此，白崇禧没有催促总司令立刻决断，而是从容不迫地倾听与会将帅的各种计策，并轻松判定其优劣，他知道总司令做出决策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就在今天。

虽然白崇禧明知这一战实属背水攻城，犯了兵家之大忌，很可能得不偿失甚至损兵折将，还有许多能达到付出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的手段可以选择，为此他已经制定出几套作战计划和预案，但是在如此的氛围下，他不愿把这话说出来。在座的很多人不但资格比他老，权利比他大，而且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攻打南昌也势在必行，白崇禧不愿在这种时候给人留下恃才自傲的恶劣印象。

十多分钟过去，会场逐渐安静下来，众将帅齐齐望向一直没有开口的蒋总司令，只待一声令下赶赴沙场。